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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:为夺取政权利用一切手段(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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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次数:2393次 发布时间:2012-1-14 10:33:33

由于道教图谶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,道士们多次受到唐高祖的封赏。武德七年(624)高祖诏授王远知朝散大夫,赐金缕冠紫丝霞帔,“以远知尝奉老君旨预告受命之符也”。李淳风最后官做到太史令。对于歧平定更为优宠,特下诏:“今东应义旗,西开幕府,设官分职,本在忠诚。道士歧平定铲迹求真,销名离俗,恬淡荣利,无闷幽闲;而能彻损衣资,以供戎服,抽割菽粟,以赡军粮,忠节不嘉(《全唐文》“不”作“丕”,“不”字当误),理须标授。平定宜受紫金光禄大夫,已下并节级授银青光禄大夫,以酬其义。”平定力辞,高祖曰:“师且受,俟得京城,别有进止。”道教也得到高祖的大力尊崇。武德二年(619)五月敕楼观:“令鼎新修营老君殿、天尊堂及尹真人庙。应观内屋宇,务令宽博,称其瞻仰,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,检校修造。即以歧平定主观事。三年(620)春,帝亲诣老君于祠庭。平定率道众迎驾,仍具千人之食以献,帝召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,赵道隆等并赐坐,遂令百官悉就坐饮食。谓曰:’朕之远祖,亲来降此,朕为社稷主,其可无兴建乎?’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,赐白米二百石、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。”到武德七年(624)十月,高祖又“谒楼观老子祠”。武德八年(625),高祖下诏:道先、次孔、末后释宗。排道教于三教之首席。此外,释氏承认:“高祖之世,欲使李道东移被于鸟服,度人授法盛演老宗。”不仅在中国实行崇道政策,且将道教向高丽传播。...http://www.zhijieshi.com...《三国遗事》引《高丽本记》云:“丽季武德(618-626)贞观(627-649)间,国人争奉五斗米教。唐高祖闻之,遣道士送天尊像来,讲《道德经》,王与国人听之。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。明年遣使往唐,求学佛老,唐帝(谓高祖也)许之。”所谓“东移被于鸟服”就指此事。唐高祖的种种崇道举动,实因道教为其预告符命也。 


    综观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,可得如下结论:


    第一,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,图谶、谣谶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里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。...http://www.skwelldrill.com...道教图谶以宗教为形式,以政治为主要内容,用一种神秘方式传出信息,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效应,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,更具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权威性,颇能打动人心,招来人才,出现“英雄景附”的场面,又能震慑政治对手,起到心理战的作用。《资治通鉴》卷187记载:“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,其从弟司隶大夫机与虞部郎杨恭慎、前渤海郡主簿孙思孝、步兵总管刘孝元、李俭、崔孝仁谋召唐兵,使孝仁说武都曰:’ 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,而鄙隘贪忍,不顾亲旧,岂能成大业哉!图谶之文,应归李氏,人皆知之。……据胜势以争天下,谁能敌之!吾属托身非所,坐待夷灭。’”这就是道教图谶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,动摇了敌人军心,唤起了人心归向。道教图谶之所以能起如此大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,和中国古人群体潜意识中的“天命”心理有关,所谓“百姓顺昊天之命”,这就是普通人的政治心理定势。李渊所谓:“近世时运迁革……历数有归,实惟天命;兴亡之效,岂伊人力。”用现代政治宣传心理学的眼光看,道教图谶用社会的暗示使人们的“天命”心理定势具体到某人身上,让人们相信此人是天命的代表者,产生众望所归的效果。而得人心者得天下,道教图谶成为得人心的舆论工具,所谓“天启皇唐”、“应图协纬”正好起到了令群雄纷纷“归唐”的舆论导向作用。在这一点上,李渊可以说运用之妙,炉火纯青。


    第二,图谶又是所谓应谶者的兴奋剂、镇定剂和强心剂。比如李密始终认定自己是符谶所在,不甘作汉之周勃、灌婴之流,其降唐又反唐,除了其他因素外,图谶对其认识心理有重大影响。李渊也是如此,他多次在诏文中称“朕受天明命”、“受命”,宣称唐军是“天军”,大有“天命在我,其奈我何”的气势。特别当有人把他是天命体现者的信息反馈回来时,更加固了其自信心。《旧唐书》卷57《许世绪传》载许见隋祚将亡,对高祖说:“天道辅德,人事与能,蹈机不发,必贻后悔。今隋政不纲,天下鼎沸,公姓当图谶,名应歌谣……未若首建义旗,为天下唱,此帝王业也。”高祖奇之,起义即授他右一府司马。高祖为李金才申冤诏称“李氏将兴,天祚有应”。更显露出志得意满之态。李唐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认“据龙图、握凤纪”,拥有“宝命瑶图”。唐玄宗对高祖的评价渲泄了此点:“应图协纬,开国造邦”。


    第三,李渊对图谶的利用是双向逆反的,即只准自己放火,不许他人点灯。因为“膺录受图”,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,只可私有,故李渊一上台便于武德元年(618)六月癸已宣布:“禁言符瑞者。”


    其实唐高祖的双向选择实乃师承前朝。晋武帝太始三年(267)“禁星气谶纬之学”。符坚“禁《老》、《庄》、图谶”。北魏太武帝诏禁民间“挟藏谶记、阴阳、图纬、方伎之书”。北魏孝文帝诏:“自今图谶、秘纬及名为《孔子闭房记》者,一皆焚之。留者以大辟论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述了南朝至隋禁图谶的情况:“宋大明(457-464)中,禁图谶,梁天监(502-519)已后,又重其制。及高祖受禅,禁之愈切。炀帝即位,乃发使四出,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,皆焚之,为吏所纠者至死。”故六朝以来统治者运用图谶均有两手。


    高祖以后,李唐称民间图谶符瑞为“妖书妖言”,法律明文禁止。按《唐律疏议》卷18“造妖书妖言”条,当处以“绞”刑,“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,妄说吉凶,涉于不顺”,“构成怪力之书,诈为鬼神之语”都是犯法。又规定图书谶书,私家不得有,违者徒三年。这是李渊及李世民禁图谶诏书的法律化。唐高祖以后的唐朝皇帝多下禁图谶诏,著名者如大历三年正月代宗的《禁天文图谶诏》,可说是对高祖作法的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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